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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毛主席接见的赤脚医生,到现在还坚持为人民服务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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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6-20 17:29:2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被毛主席接见的赤脚医生,到现在还坚持为人民服务!
红色小兵:2019年6月1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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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河北省深泽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人,1942年生,1965年毛泽东主席“六二六”指示发出后学的医,“六·二六”指示就是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。石家庄省三院的医疗队来农村培训,那时叫半农半医,实际是全天学习,不过每个星期抽出两个半天勤工俭学,筹集了资金,老师用来买资料。


当时让谁去学医是大队党支部定的。条件是在村里威望比较高的,有点文化的,年轻的,出身好的。我家是贫下中农,我初中毕业,当时在上水库机关的业余夜校,大队领导觉得我比较符合条件,就让我去了。


半农半医
我们是边学边实践,比如村里有了特殊病人,比较重的病人,就跟老师说了,老师就带着学生来,确切检查,确定这叫什么病,学生们在旁边看着。比如我们村的一个心脏病人,我们原先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,从书本上看到这个“心脏瓣膜病”,“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”,但是没听过,一听我们村这个病人的心跳,老师说,这就是二尖瓣狭窄,就记得特别清楚。


我记得1966年,正是学习紧张的时候,有时候晚上也上课,因为城关离县医院近,我去得比较多,晚上如果不上课的话,我就跑到县医院去,跟着值班的医生学习,为的是能多学点东西。我自己入了门以后,也爱好这个,千方百计的多学点东西,不能白耽误时间,我们是记工分的,不能白学,全村人看着你学习,你要是不好好学,说不过去,所以,从自己的业务方面,就提高的比别人快点。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,在班里边,我是副班长。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支持我。家里什么事也不让我管,包括自留地,完全由家里人做。我是一心扑在这上头。在这方面也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,大病小病都找我。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嘴勤、腿勤、手勤,直到现在还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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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对业务虽然认识一点了,但是有时确定不了,还得叫上老师。使我特别感动的是石家庄医疗队队长遇俊清老师,他对病人的那种关心,到现在我都忘不了。遇老师在业务上给深泽医务界起了个好的带头作用。我记得那时流脑(流行性脑脊髓膜炎)在深泽大流行,城关公社当时还没发现,附近的大直要(村名)发生一例。流脑传染速度很快,发生一例也不得了,就得赶紧看。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,我记得是晚上6点,遇老师叫上我一起去。雪太大,不能骑自行车,我们就走着去,他在前边趟着道,让我在后边跟着,深一脚浅一脚的,到了病人家,人家给我们倒了点水,我们也顾不上喝,先得看病人。我对遇老师敬佩得不行,心里想一定要把老师的精神学到手,所以我在行医过程中,完全按着我们老师那个思想去做。


我们培训期间,各村都通气,哪个村有病人,赶紧报,老师就带着学生去了,那年的流行病,一个是流脑,一个是麻疹,比较起来麻疹更厉害,特别厉害,光我们东关村就有38例。我们就自己结合成小组,东关、小杜庄、大杜庄三个村的医生合作,每个病人一天要打4次针,我们就骑着车子转,走着忙不过来。我们三个村的3个医生互相帮助,又能互相学习,因为治疗及时,那年我们这三个村没有一例死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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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医风医德方面,当时都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那时可不是唱高调,我们实际就是这么做的。跟现在不一样,现在讲金钱啊,那时不讲这个,那时讲怎样把病人作为自己的亲人。我们除了抢救本村的病人外,还有外村来赶集的,突然得病了,也要抢救。有一次,大集上,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再往西100米左右,突然有一个人发病,我被叫去以后,那人已经没呼吸了,也来不及往医院送,就先做人工呼吸,这样先抢救过来。当时是大集上,有人认出病人,就通知家属,家属后来给我送了个匾。


我还有个特点,不论冬夏,把门一关,没事了,就把今天看过的所有病人,哪怕就是个感冒病人,我得在脑子里“过电影”,查处方,思考病人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,或轻或重,应该怎么处理。每天都得总结。为什么东关那时比较出名呢?主要是药品准备得比较齐全,我夏季就准备秋季的药,到了秋季准备冬季的药,到了冬季准备春季的药,到了春季准备夏季的药,总是走在前头。有时外村的病人也来我这里找药。


合作医疗
我们村是深泽县第二家举办合作医疗的。1969年正月县里组织现场会,要求三级--筹款,大队、小队、个人各出一块钱,共三块钱。回来后经过大队党支部讨论,支部书记特别支持,虽然我们大队离县医院近,但半农半医更方便一些,因此跟支部一商量,就成了。接着召开社员大会,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,99%参加。只有一户,家里只有娘俩,觉得自己没病,没有加入,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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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医疗基金是到户里收钱,到人家家里,先问;“你加入吗?”加入就掏钱,一人一块钱,一户有几个人就掏几块。我们大队是报销80%,个人拿20%。比如看一次病,花—块钱,就报销8毛,自己掏2毛,到县医院看病报90%。那时是花得多就报得多,确实能减轻人们的负担。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,我父亲得了胃病,胃穿孔,需要做手术,那时花了560多块钱,回来马上就报了。当时报销还得经村卫生室批,那时出去看病,不管是谁,干部也好,社员也好,只要到外边看病,就得经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。如果急症来不及批准,住了院,家里就得来报批。


当时我们卫生室三个人,一个司药,两个医生。我是卫生室负责人,另外那个医生是我培养起来的。那时东关人们的思想比较好,参加合作医疗后也是有病就吃药,没病就不吃药。我们卫生室开药,最多是三顿的药,到现在我也是这样。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,有时有人问我,“你怕把药卖了?”我说不是,如果病好了把药扔了,浪费了钱。如果吃了一天没好,再来看,该调整就调整,不需要调整就再拿一顿的。到现在,拿两顿以下的药,我一般不收钱。因为突然肚子痛,或脑袋疼,看看没什么大毛病,临对的神经疼,也是给两顿的药,不收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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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我们村来说,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,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。那时东关有点副业,经济条件比较好。有时一年下来,有得大病的,钱不够,就大队里出。一般一年下来都够,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,就有结余,积攒下来。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,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,后来分开,单独设了个会计,一个月弄回账,我们卫生室有时一个月,有时一季度盘点一次,整个都得盘点,包括中药西药。司药员负责记录每天看多少病人,收多少钱,免多少钱。从处方上说,比如这个药品应该是10块钱,实收2块钱,司药每天报一次,钱也每天交一次,交到大队。卫生室有20块钱的流动资金,放在药房的抽屉里,药房里亏不亏,就是药房的钱刨去20块钱等于实际收入。如果钱账不对就要查药方,就是差几分钱,也要把所有药方账目查一遍。药房是一天一算,会计是一个月一算。我们去进药,在出纳那支钱,回来账目落在卫生室,比方说青霉素多少,氯霉素多少,安痛定多少,花了多少钱,钱和药碰了,把进货单交给大队。


东关卫生室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,有单独的房子,是大队给的。后来实行合作医疗后卫生室二次改建,都是上边支持的,那时是计划经济,凡是物资供应都得经计委批。砖、木料,都是深泽县计委批的,然后大队自己再掏一部分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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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看病中药和西药用得差不多。中药也是从医药公司里进。自己也采制一些,比如大戟小蓟,马齿苋,都是自己采,有时也自己种,那几年我们自己种,就利用村里的闲庄基地种药材,当时东关种药材也多,种点红花、薏米等,除了自用以外,就卖给城关公社医院和县医院,按国家医药公司的价格卖给他们,有时也可以换药。


自采自种自制的药在整个用药量中基本上占20%左右。主要还是靠从医药公司进药,那时就是独家经营,药材的质量也好,价格全国统一,你到上海、到南京也都是这个价格。跟现在不一样。现在今天这个价,明天那个价。同样的药,这个厂子出的就贵,那个厂子出的就贱。过去药品质量好,我总觉得现在医疗方面不太理想,这个价格掌握不了,失控。


新型合作医疗跟过去的合作医疗确实有差别。可能深泽从报销比例的封顶数额上有些问题,现在封顶数是1.5万,应该是越花钱多报销比例越大,这才对。平时花十块八块或百几十块钱,自己能拿出来,按深泽讲能拿出来,问题不大,所以应该是得病大,花钱多,报得多才对。也可能今年是头一年的原因,属于试验阶段。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合作医疗比较好。根据东关的情况,那时报80%,越病大去县医院,越报销多,现在,去县医院才报30%,在城关医院报60%,在本村就是花完8块钱,超过了再掏钱。这8块钱全家可以调剂共用。


和毛主席合影
我是半农半医的典型,要到各公社开会汇报思想。在毛泽东时代,我们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自从开始学医后,为了学习方便,我身上没离过听诊器,出门也带着。在走亲戚的时候,我还救过一个病人。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,我是深泽县唯一一个出席地区、省—直到华北地区的代表,到北京军区参加过第五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。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出席证,笔记本。


我们这一片属于华北军区,每县都有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,各行各业都有,也包括部队上的,共1700多人。我们首先到了石家庄,在省军区待了三天,然后统一出发去北京。去北京前,军区司令员就传达了:咱们河北人,尤其石家庄人,不能当“采购员”。那时候什么东西都紧张,都是凭票购买,但在会议期间,凡是买东西不凭票,可以随便买,但是我们不能当采购员。


到北京后,北京军区接待,分散居住,有在西山的,有在八大处的,我们石家庄去的住在总参招待处。那时候会议进行得比较神秘,有的是在总参礼堂开,有的是在军区礼堂开,去的地方很多,可能出于战备考虑,不提前通知,开完会后才对外公布。只是有些遗憾,那次会议的照片还没发下来就收回去了。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原计划给每个人配发的枪支没给发下来,本来北京军区要每人发半自动枪—支,连枪号都是自己的。


会议期间出了点事,原会议议程中安排的毛主席接见临时取消了,毛主席飞到了庐山。周总理接见后,人们不干,各代表团在底下都说好了,我们完全听部队的指挥,要求毛主席接见,本来就安排接见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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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给参会代表分发稿纸,有写一份的,有写两份的,要求毛主席接见。那时候谁不想见毛主席呀。北京军区组织的,部队的头头让这样做的,下边有人打着手势,早先部队上不是有拉拉歌吗?我们就听他指挥,哒哒哒、哒哒哒,踩着点,一起喊:“我们要见毛主席!我们要见毛主席!”总理没办法了,下不了主席台了,黄永胜发火了,第二天,毛主席又飞回来。


本来第二天这个时间是个会议时间,却要求在住地待命,也不说要干什么去,就是谁也不许出去,半个小时后,接到通知,凡是有铁器东西的,如剪指甲刀等,还有火柴完全上交。如果穿的是皮鞋,就给双便鞋,你穿多大号的,报了接着就发,凡是穿着有钉子的鞋的、皮鞋的,挂鞋掌的,都要换。大家一寻思,这就是主席要接见了,但谁也不能说,谁也不能问,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,但是怎么到达人民大会堂的,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时候讲备战嘛,我们坐的车,布帘整个都是拉上的,看不见外边,下了车,就已经到大会堂里面了,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去的。


到了大会堂后,按座位号坐下。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主席台上也没有会标,那时候人们思想比这会集中,说不让说话就谁也不说话,我们等了27分钟,当时的领导人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、陈毅、黄永胜等人都出来了,我们甚至都没有看见人家怎么上的主席台。


毛主席就只说了三句话,“同志们好!”“祝大家健康!”“我还有任务,谢谢大家!”就完了,就这么三句话。我们就在部队的指挥下(有军人站在主席台下一角,打手势,要不然达不成一个音,得有指挥)喊;“毛主席万岁!毛主席万岁!毛主席万万岁!”接见时间就这么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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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照是在接见的头一天,我们排列以后,被要求不能动,眼睛平视,就不知道领导人是怎么站到那的,因此尽管照了合影,但根本没见到主席,甚至都不知道有谁参加拍照了。照完合影后,才公布,跟主席合影了,全体领导人都有。本来闭会时领导人应该都在,但是都没有。我们此前就在那开过一次会,开幕式在那开的,以后会议地址就转移了,老是转移,一天一个地方。我们一共去了15天,其中包括几天的参观时间,参观战备,包括地下工程等。


回来后,在石家庄又待了一天,汇报会议实况。说实在的啊,现在我还是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单纯,好!


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,但对我没什么大的影响。我现在也不收注射费,一次性注射器收钱,5分钱的利润,1毛5进的,收两毛。我还是服务于群众,让群众少花钱。能花一块钱的不花一块一,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。比方说两年多前,北冶庄头有一个胃病病人,花了好多钱都治不了,花了三块多钱在我这就治好了,他敲锣打鼓给我送了匾来。我今年66岁了,只要谁家有病人,电话一响,不管是半夜里还是什么时候,都起来接,问清是谁怎么回事,就赶紧去。现在有新型合作医疗定点,但人们还是找我,因为人们信任我。

作者:王振庄,红色小兵整理

2019年6月1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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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6-20 17:41:18 | 显示全部楼层
把广大农村青年发动起来,当好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,即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又解决了农民就医难的问题,又把医疗卫生工作普及到全国各地,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,也是毛主席建立卫生路线的伟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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